“抢”是一种中国特色。在中国，总有一群人什么都要抢，挤公交车、挤地铁、买火车票、医院挂号、进景点，他们生怕进不了门、上不了车、抢不到座位，因此拼命往前挤。即使在供应充足的环境中，很多人“抢”的习惯依旧难改，例如，乘飞机都是有座的，但抢先登机的现象并不少见。“抢”也通过中国游客走出国门进而名扬世界。今年3月，泰国网友上传了一段中国游客在泰国吃自助餐时疯狂抢虾的视频，虽然有辟谣称此视频是恶意抹黑中国人，但依旧受到广大舆论的批评。
为什么中国“抢”文化如此盛行？有人将其归结为文明程度的欠缺，或者归结为国民劣根性。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在特大城市生活的人群，对这些不文明的现象多有批评，这些现象也成为他们排斥外来非户籍人口或低收入人群的理由。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稀缺经济导致的，对供应不足的恐惧让人没办法不抢，这种习惯至少要经过几代人的生活富足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抢”有两层含义：有和无的差异、先与后的差异。一般理解“抢”，都是从有和无的差异入手，这主要是资源稀缺所致，由于普通商品的供需大多由市场所决定，稀缺的商品，价格自然也高，一般用不着抢，而需要抢的服务（或商品）大都是受到政府管制，或者直接由政府提供的。
显然，“抢”还是“不抢”的关键不是“有与无”，而是“先与后”。当今社会，对“抢”持嘲讽心态的中产阶级，也越来越能理解“抢”的内涵，并且加入到抢先上车的大军之中。
在中国，抢先上车很重要。买房要趁早，晚一步不仅买不起，也可能出现有钱也买不了的状况。在上海，抢先办居住证很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成为第一批办理居转户（居住证持有满7年可以申请户籍），而第一批居转户的办理，不仅条件低，名额也足。
所有政府推出的管制政策，不管看起来多么荒唐，你都要先挤上车，或者先买张车票，不然将追悔莫急。就算是公务员，时间也是异常宝贵，每一步升迁都要及时赶早，早一年，往往意味着仕途升迁机会的倍增。
为什么抢先上车很重要？首先，改革的策略决定了抢先上车的重要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是广泛使用的改革原则，由于改革的对象往往都是既得利益群体，而“老人老办法”豁免了现有既得利益群体的义务，抢先上车、占了位置，就可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所以每一轮社保、人事改革，都会有很多公务员、事业编制职工提前退休，就是想沾上“老人老办法”的光。
上海和北京的限牌政策亦是如此。2010年前，北京车辆上牌尚未受到限制，之后推出了摇号政策，目前中签概率低到0.14%，即693人中只会有一人中签。上海早先的车牌虽然需要拍卖获得，但有钱总可以拍的到，然而2013年警示价制度出台以后，车牌拍卖沦为抽签，概率虽比北京高，但也不到5%。晚一步买车上牌，其难度增加何止百倍。
过去的30年，是资产膨胀的30年，也是知识与技术价值回归的30年。房产是居民财富最主要的资产，除了投资以外，对于一线城市的常住居民，能否买房将严重影响其财富增值的可能，买房早与晚也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其房产财富的净值。在这种情况下，买房的资格却与缴纳社保年限以及是否有户籍等因素挂钩，从而变相拉大了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先来后到”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加剧代际和人群之间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这种机制也已经成为上海、北京等城市族群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其次，抢先上车的根源在于恐惧，害怕机会的大门对自己关闭，这是由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的。2010年以前，全国只有上海实施小汽车车牌数量管制政策，随着北京车牌摇号政策的出台，深圳、广州、杭州、南京陆续传出实行小汽车车牌总量控制政策的谣言。以深圳为例，社会上多次传出深圳将实施车辆限购的谣言，但官方多次辟谣称不会实施车辆限购，但2014年12月29日，深圳官方宣布当天晚上18时开始实行车辆限购，杭州的情况也与深圳相同。
今年3月，上海市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起相同的案例。3月24日以前，上海疯传房地产限购将升级的消息，作为购房前提的社保缴纳年限从累计2年调整到连续5年，3月25日上午10时，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证实了这一消息的准确。
造成抢先上车恐慌的政策都有如下共同点。第一，闭门密室决策，买车、买房、落户、子女入学这些政策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此类重大决策很少有公共讨论环节，利益相关者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第二，以时间为划分原则，先上车者的利益将被保护，大家不得不抢先上车。第三，决策执行没有缓冲期，因为以时间为主要划分原则，所以政策方案不仅要保密，还要立即执行、自公布之时起执行，如上海的房产限购升级政策，政策执行的时间甚至要回溯到政策发布十小时之前的时间点，这就导致大家对谣言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而绝不放弃任何抢先上车的机会。
南京对限牌政策的态度是少有的例外。受杭州等地限牌政策突然袭击的影响，南京车市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火爆状态，大家抢先上车以防止自己被政策拒之门外。为此，2015年5月3日，江苏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希回应表示，南京绝对不可能像杭州那样突然限牌，因为江苏省地方性法规对限牌有明确规定。在江苏，如果有城市准备限牌，必须要走这三个程序：必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必须人大常委会审议、必须提前30天公告。
更进一步，不管是试点改革策略、政策倾斜，还是闭门决策、政策制定不遵循法定程序，此类现象突显的都是中国各级政府行政行为的法治缺失。政府可以关门立法、不征求公众意见，可以以公众利益为名、损害特定群体的利益，可以使重大政策不经过代议制机构（各级人大）的审议，可以使政策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不留缓冲时间，这些才是造成公众恐慌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分蛋糕”效应越来越明显。在劳动力全国流动的大背景下，大城市产生了义务教育学位不足、交通拥堵、房地产供小于求导致的高房价等问题。以拥堵为例，其根源在于道路的供给过少而需求过多，拥堵的治理自然也要从抑制需求、增加供给的角度入手。在需求侧，抑制需求要增加哪些人群的使用成本，成本又要如何分摊，这些问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本应该充分采纳公众的意见，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这些政策制定过程，没有公共讨论，也不允许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没买车的居民承担了大部分的政策成本，这样的公共政策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更让无数的后来者恐惧被政策所抛弃，疯狂地“抢”占一切可能占据的位子。
换而言之，如果所有的公共政策决策都遵循三个要素：第一，开门立法，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允许公共讨论；第二，重大决策要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由人大审议，或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推出；第三，设置必要的缓冲期，那么新老划断、突袭政策等现象就根本不会出现。
公众参与也意味着政府在治理城市时不能自说自话、闭门决策。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由谁来承担政策成本，应该纳入公众讨论的范畴。公共讨论中的事实呈现和竞争性的学术研究形成的共识才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公众也更愿意接受并支持这样通过科学民主决策的治理方案，哪怕这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样的决策才会让老百姓有明确的预期，自然也不需要事事都抢着先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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