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回到文革，但会经历漫长的转型过程。

1966年，历次的政治运动到这一年形成一个大浪。经过一系列铺垫之后，5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改组，江青任副组长，历时十年的“文革”全面发动。8月，红卫兵运动涉及全国。此后，开启了一段不忍直视的历史。

一.经济与人口角度理解文革成因

从政治角度论述文革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实际上，文革是计划经济加上中国传统皇权文化结合必然导致的后果。

在文革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三年饥荒。从1956年至1978年，中国出现了长达22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是城市为了“反失业”所采取的极端措施，说明当时社会无力为快速增长的就业年龄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岗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以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开始标志，以1978年10月中央明令禁止作为结束，68年到69年达到高潮，时间跨度长达22年，涉及人数几千万。

从1953年到1983年，中国平均每亿元投资可以增加的劳动力，轻工业为1.6万人，重工业为0.5万人，前者为后者的3.2倍。为了满足重工业发展需要，当时的政府采取了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经济政策。据国家统计局对74个城市的调查，每万人拥有的饮食、服务、商业网点1949年为47.6个，1952年为9.5个，1978年为10.8个。这一举措进一步恶化了就业形势。

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7500亿元，创立了10多万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80多万个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吸纳劳动力1.3亿人。

当时中国人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1950年到1958年，九年时间出生人口1.87亿。从1949年5.4亿人口到1979年9.7亿人，30年时间净增4.3亿。从1949年到195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400多万到200万、300万不等，而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失业人口迅猛上升。三年饥荒时期，城镇人口削减，企业就业人员削减，49年后迅猛增长的人口丧失就业基础。

除了经济急剧恶化、人口迅猛增长、失业形势失控之外，还有两个原因孵化出文革。

一是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没有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就业年龄人数大幅增加。

1949年后，教育水准上升，就读小学、中学的人数上升。根据教育部统计，1954年高小毕业生约429万，加上1953年不能升学的部分，人数约在500万以上。加上1955年至1957年，高小毕业生将在1700万人左右，其中1200万人不能升入初中，涌向就业市场。数千万年轻人只接受高小教育，没有职业技能、没有生存憧憬的年轻人只靠思想生活，结果可想而知。

二是中国集中力量赶英超美的雄图。

1949年以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拥有非战争和平环境，没有军阀割据，没有外族入侵，当时的宏图伟业是上接洋务运动的志向，使中国成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这体现在一个个指标上，从钢铁量上赶英超美，1958年9月，根据机床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年，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增长，逐年进行对比，比较1949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发达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二.狂热运动背后的经济目标

要实现钢铁、工人数量这些具体的经济指标，最好的办法是集中全民力量，从农村开始，从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到实现第三次土改，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下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改革。

随着土地国有制、农民组织方式军事化，粮食统购统销必然提上议事日程，从农民手中夺粮，发展工业，稳定社会。1953年10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还分别在1953年11月15日、1954年9月9日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为了完成这些具体的数据，所有的组织结构都要重新架构，传统农村的所赖以维持基本秩序士绅阶层、家族伦理被铲倒，土地、销售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中，集中农村所有的力量为城市提供资源，以便让城市能够完成现代化的数据，跻身于世界现代国家的行列。而城市中则是严格户籍制管理，凭票供应，从居委会到基层群众，监督控制无所不在。

城市中公私合营、发展计划经济，实际上在工业生产中也实现了统购统销，政府发订单，政府包销，就业由政府大包大揽，任何一家企业和个人，不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螺丝钉。

螺丝钉不仅是形象的描述，还是值得推崇的精神。只要能够完成上述目标，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而人所拥有的自由、能动，在宏大的目标面前只能是阻碍。某些人即使有某些想法，或者被清洗，或者隐忍不发。在全面计划经济时代，惟一的订单来自于政府，惟一的饭碗也来自于政府，惟一的目标是某个想像中以具体数据为指针的现代化目标。个人发出声音的后果是严重的，有时甚至有丧命之忧。

这条封闭而完整的计划经济路径从设计角度之初，是为了尽快完成中国从清末以来的现代文明国家进程。把现代化国家分解为最简单的钢铁、机床等指标，而后举全国之力一一落实。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大炼钢铁过程中产生的毫无用处的铁疙瘩，显示出在没有技术支持的狂热情况下失控的结果。

这条路之所以能推行三十年之久，反过来说明民国末期大部分人的生活太痛苦，得到和平不会轻易放弃，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充满了罕见的让人不可思议的天真和乐观。同时，它也显示了高压下的现代化，在极端情况下能够让一个群体亢奋的时间。这样的社会对于某些人是幸福的，由于医疗及教育的改善，中国人口数量、群体寿命有了极大的增长。

三.回到文革的土壤还留有多少

回到文革必须有土壤，经济的土壤，人口的土壤，以及就业与思想观念的土壤。现在，这些土壤并非全部改良，但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取消民营企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与上世纪50年代不同，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就业的主要承担机构。据中国工商联的数据，2013年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60%，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已超过60%，解决了城镇就业的80%和新增就业的90%，民营企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主渠道作用更加凸显，参与社会保障、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没有民企，中国会成为失业重灾国。

不仅如此，民企还成为国际化领头羊。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民营企业500强累计海外投资额为255.15亿美元，同比增长53.83%。有106家企业参与“一带”，有89家企业参与“一路”，占比共计39%。

目前，中国人口与受教育程度与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城镇化衔枚疾进，从常住人口看，多数人居住在城市，从户籍人口看，农村户籍居多。

在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的碎片化，既少自治组织，也无其他有效管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4亿，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5.94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亿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亿人，增长81.03%。

2亿人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中国人口与经济版图进入史无前例的以城镇为基础的大重构过程。这一过程利益过程复杂多变，人人秉持经济理性人原则，不太可能成为狂热者。在重构过程中，农村往往是真空的，既无传统的士绅阶层统领，也无铁板一块的理论统领，在传统的家族文化残存中，更无现代自治组织。

值得关注的是，受教育人口上升。第六次人口普查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

这当然不是个令人起舞的数据，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仍占65％以上，职业教育匮乏，受教育性别失衡，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歧视，仍有很大一部分就业年龄人口生活前景渺茫，阶层固化，一些狂热者试图统一思想领域的江湖。

即使如此，无论从经济模式、社会构成、城市化进程、开放程度，已经回不到文革。

除非中国能够回到彻底的计划经济，否则文革不可能重来。回到文革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关闭国门，绝大部分资源回到政府分配时代，数千万无所事事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狂热年轻人，以及同样未受良好教育的狂热的上一代。

对于人性的洞察并不比对经济的洞察来得重要。文革涉及几亿人，当时的人性并不比历史上以及现在的人性更险恶。但是，他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试图改变中国国运的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场大破坏。

必须引起警惕的是，上述人口、教育情况，以及本文所未涉及的国企拥有的廉价资源数据、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绝对优势，同样在提醒我们，文革虽不会卷土重来，但在经济下滑的特定情况下，小规模的狂热不可避免，有时资源配置计划式倒退同样不可避免，中国经济转型比我们想像中的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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