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太阳之下的雪花终将融化，一切魔力终究有期限，经济也是如此。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两三年前，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八”尚且是主流观点，如今，即使中国高层也认可中国经济进入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强调“供给侧改革”，民间更是各种拥抱供给经济学呼声。

“供给经济学”近日骤然大红，但这一名词其实对中国学者而言并不陌生。中国经济学家的中坚力量，多数是在1980年代出国接受经济学教育，当时英国和美国都是新保守主义全盛时期，从撒切尔夫人到里根总统，供给经济学是彼时时代潮流。在三十年之后，供给经济学重新回归，却换了舞台，如何看待这种情况？供给经济学能否拯救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从强调需求端走向供给端，这是一个进步。以往分析经济喜欢强调需求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这种分析模式的好处在于简化，可以直白看到经济各部分在GDP中的构成以及作用，其缺点在于忽略了经济逻辑，更多是从结果不是从原因来解析经济增长。也正因此，在以往强调需求端框架之下，中国经济在投资拉动的狂潮中一骑绝尘，与此同时各种呼吁扩大消费以及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口号也层出不穷，事实上，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唯有投资，而能够带来优质经济增长的唯有有效投资。在经典增长理论中，这本是常识，生产能力的扩张只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的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是消费的扩张。过去依赖需求端看似三驾马车，其实主要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

其次，强调供给端，能否拉动中国经济？短期来看，很难直接见效。供给经济学应运而生，有其西方国家大政府与高赋税的时代背景，因此供给经济学主要呼吁减少管制以及降低税负，这对于经济在中长期调整之后重新步入增长轨迹确实存在帮助。但在短期内对于经济尤其是数据的改善并不明显，事实上，里根经济学实施之后不久，美国经济迅速跌入深刻萧条，失业率创出新高。要到数年之后，美国经济才慢慢获得动力，逐渐走出70年代滞胀窘境。换而言之，供给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强心针，而是苦口药。

对比之下，当前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下滑，更在于此前的过多投资带来过剩产能以及债务积累情况，这是与里根时期的美国情况并不相同，因此虽然都是关注供给端，但要解决的问题却并不雷同。

反思供给经济学在中国公共空间流行，其实是近年不少经济新名词运动中的又一波而已，其政策落地效应，仍旧有待观察。本质来说，新名词的流行代表着人们的心态变化，“新常态”之类话语背后则预示社会对于经济预期的改变，即高增长已经过去，也慢慢认可光靠需求端管理无法真正带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如此趋势之下，提速经济恢复增长并不是第一要务，整顿以往经济弊端才能使得经济真正盘活，否则在海外经济低迷人民币外流趋势之下，中国经济或有金融震荡的风险。

历史总敲两次门，不过并不简单重复。供给经济学的学术性在主流经济学其实一直备受争议，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曾经不无恶毒地称之为“巫术经济学”；即使其政策效应得到认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西情况的不同。必须明确，中国产生大量过剩产能的机制本身在于资源配置机制的不合理，即制度给予各种僵尸企业以生存空间，而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本身难以仅靠供给端改善解决。如果症结已经清楚，那么解决思路也呼之欲出，即需要对微观经济组织进行更加深刻而直接的改革，使得资源能够流入更有能力的企业，解除国有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允许僵尸企业破产，等等。这些手段或许直接甚至不无痛苦，却是为了解决以往高速增长遗留下的历史问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名词流行背后是话语权的争夺，更是政策权力的交替，正如克鲁格曼所言，“鉴于经济学是如此重要，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就会有许多人极为关注经济学，从而仔细地研究经济学。不幸的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不完美，所以人们只不过想用经济学来印证自己的设想，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兴趣”。

然而真实世界有其规律，与其简单呼吁供给经济学，不如号召回到亚当斯密，即政府回归守夜人职责，交出不应该承担的权力，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当前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在很多公共管理领域其实存在失位，比如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单纯强调政府退出其实并不是万全之策，甚至会遗留下更多社会问题。

从这个意义而言，无论需求端还是供给端都不是核心问题，要点在于改革端，而真正改革必然触动各类既得利益集团，这显然需要政策智慧做出权衡，不过经济学早告诉过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行动都有代价，甚至无所作为亦代价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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