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间要形成良好的增长前景，关键在于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走出一条以转型改革推动现代服务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经济转型升级重在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历史关节点。从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经验看，由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是一个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发展中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期间，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首先，从生产型制造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为主转变的大趋势，要求我们主动加快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中国制造在“互联网+”下，由生产型制造开始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发展服务型制造的突出问题是以研发、设计、金融、物流、营销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相比之下，作为先进制造业强国的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我国要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工业3.0”的升级，并奠定“工业4.0”的重要基础，就需要在“十三五”期间把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15%提高到30%～40%。

其次，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升级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城镇化红利”仍是“十三五”期间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实现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加快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升级。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来5年我国人口城镇化年均有望保持2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到2020年达到50%左右。这意味着将有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这将为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会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人口城镇化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

最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将形成经济服务化的内在动力。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将提高到50%左右，一些发达地区可能达到60%左右。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将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初步估算，我国的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45万亿～50万亿元。保守估计，“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占比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促进服务型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程度与经济转型的目标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是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当前，国内居民大量服务型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较低。据统计，我国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50%以上仍属于行政垄断部门，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越来越难以适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二是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也比较低。例如，我国自贸区在服务业开放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即使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的122项中，就有83项是针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三是服务型水平低。以房地产为例，我国房地产规模已到了相对饱和的状态，面临着规模房地产如何向服务型房地产的转型。未来几年，如果房地产能够以健康服务为重点，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就会明显提高房地产使用价值。四是服务价格高。例如，2014年我国宽带的平均上网速度仅为3.8兆，全球排名第75位，而平均1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再例如，近年来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呈爆发式增长趋势，就与国内服务价格过高、服务质量不高相关。

基于上述原因，“十三五”期间，需要以破除行政垄断为重点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一是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建议尽快出台垄断行业改革的总体方案，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二是推进服务业市场的便利化改革，尽快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实现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对社会资本的全面开放，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促进研发、物流、销售、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三是逐步放开服务业市场的价格。除政府必须确保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之外，“十三五”时期应争取在绝大多数服务业领域放开价格管制，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仍保留定价权，以保障公益性；对非基本的公共服务全面放开价格管制。四是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推动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争取使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4年的11.4%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务类占政府采购总额比重从2014年的11.2%提高到30%左右。

开放服务业市场，政府需要有所作为，并对一些改革难点达成共识。首先，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全面开放，不仅要对外资开放，更要对国内社会资本开放；不仅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还包括生活性服务业的开放。其次，服务业市场开放比工业领域市场开放更为复杂，既需要形成相关标准，又需要加强监管；既需要相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改变体制，又需要形成大量与国际管理接轨的相关规则。最后，建议尽快形成“十三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顶层设计。

以结构性改革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制环境

近年来，我国已提出社会资本可以进入法律未禁止的领域，但现实情况是，2015年前三季度，尽管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到56.1%，但如果扣除房地产投资，其他服务业投资占比仅为24.2%，尤其是与老百姓服务型消费需求释放相关的服务业投资比例严重偏低。例如，教育投资占比仅为2.46%，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占比为1.6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占比为2.17%，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投资占比为2.34%。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结构性的政策与体制矛盾未根本解决。从实践看，现行的某些政策体制带有鼓励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例如税收，营改增尚未全面完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尚未推出，这些都与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不相适应。

因此，加快服务业发展，必须实现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第一，破题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互动和融合。当前，服务业发展的突出矛盾是投资消费失衡，适应于服务型消费的投资比例严重偏低。在政策导向上，需要更加突出消费的导向作用，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服务业投资比例。

第二，推进以消费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把消费税改为地方为主的直接税，由此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在全面普及营改增改革的同时，对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

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着眼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需要支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创新发展、规范发展，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

第四，调整教育结构，尽快发展与经济转型升级趋势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以发展职业教育为重点推进教育第二次改革，实现教育模式由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向实用型、开放性、专业化的转型至关重要。

此外，从政府自身来看，还需要继续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激活市场、激发企业活力，抓好时机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并进一步推进监管转型，尽快形成法治化的监管框架。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8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