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案例逐渐增多。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2003年8月底到2014年4月初，自杀官员多达112人，平均每年大约10人。自杀官员涉及26个省份，超过七成是处级及其以下官员，其中涉嫌贪腐的官员占自杀官员总数的二成以上。
建国后最有名的自杀贪官，应该是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根据官方消息，王宝森贪污和挪用公款总共超过3亿元人民币，于1995年4月4日凌晨在北京郊区怀柔开枪自尽。最近的一个贪官自杀案例，是南京市六合区原区委书记娄学全。2014年6月18日，据中纪委网站消息，娄学全顶风违纪，接受化工园管委会的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去六合区委书记和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9月18日凌晨，娄学全在家中上吊，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官员自杀，三成涉贪
我们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了近三年的数据，发现：2012年自杀官员12人，其中4人贪腐或涉嫌贪腐；2013年自杀官员7人，其中2人贪腐或涉嫌贪腐；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其中10人贪腐或涉嫌贪腐。综合最近三年数据，贪腐或涉嫌贪腐的官员占自杀官员的大约三成。与前十年（2003-2012）相比，贪官自杀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上升。考虑到官员自杀后，涉嫌贪腐的信息对官员家属或者所在单位都非常不利，从而最有可能被官方掩盖，因此我们估计的涉贪官员自杀比例应该是最保守的数字。
与贪官自杀数量明显上升的现象相反，贪官被判处死刑的数量却明显下降。按照《刑法》的字面规定，法律对贪官的惩处是相当严厉的。官员贪污或受贿5千元以上，即可判处1年有期徒刑；每多贪污1万元，就增加1年徒刑；贪污数额超过10万元，可判处无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死刑。
然而，一方面由于国际上“少杀慎杀”的人道主义原则开始在中国的司法系统被逐步接受，另一方面很多贪官有坦白、退赃以及立功表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贪官被最终判处死刑。根据媒体报道，从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里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只有15人，平均一年只有一个。而且，从2012年到2014年，这3年里只有一个贪官被判处死刑，就是原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作为一个副处级官员，此人贪污、受贿金额近4亿元人民币，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典型，因此死罪难逃。
吊诡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然贪官几乎不会被判处死刑，那为什么贪官还要选择自杀？更吊诡的是，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可为什么自杀的官员数量却明显上升？一句简单的“畏罪自杀”实在难以解释，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
贪官自杀的成本和收益考量
在经济学家看来，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里的效用（utility）通常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和住房）和非物质利益（如权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贪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因此自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的确，这是一个冷酷甚至残酷的结论，但这很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一个贪官自杀的主要成本，莫过于自己的生命消失，从而导致本人的效用水平为零。因为死人是不能享受的。次要的成本，就是给自己家人、亲属或朋友带来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熟人离世导致的精神损失。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也是感情动物，因此一个活生生的身边人突然离世，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也会让正常人在较长时间内感到痛苦。其二，是物质上的损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个家族或者朋友圈中，一旦某人当官掌权了，其他人都希望以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分享权力和利益。这也是近年来“家族腐败”频繁爆发的文化因素。反之，一旦贪官自杀了，亲朋好友从中得到的部分既得利益（如升职、找工作）恐怕也伴随贪官一同消失了，这就是所谓的“树倒猢狲散”。
一个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由于反腐败法律和政策日渐趋紧，单个官员要想贪腐后不被抓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近年来集体腐败、“塌方式腐败”和“家族腐败”才日渐增多。在一个完整的腐败链条中，处于最上游的贪官是最难抓捕的，因为权力越大，反侦查的手段和反“反腐败”的能力越强。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往往从比较薄弱的环节入手，由外至内，抽丝剥茧。但是，根据《刑法》，一旦当事人死亡，司法机关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撤销案件，或者终止审理。因此，一个处于腐败链条下游或者薄弱环节的贪官自杀了，或者“被自杀”了，就意味着证据链条被破坏了，反腐败工作就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只拍死了“苍蝇”，却放走了“老虎”。一个贪官自杀了，多个贪官就漏网了，这叫“丢车保帅”。
第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贪官自杀虽然给家属带来了心理上的痛苦，但是却可能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死者为大”。一旦某个人死了，即便他是贪官，社会舆论也希望“手下留情”、“适可而止”，穷追猛打、挖地三尺的做法尽管合理合法，但是却不合情。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贪官生前用贪污所得为子女购房置地，又或者以家属名义在银行存下赃款，司法机关恐怕不太可能全部追回这些非法的金钱财物。甚至于一旦贪官自杀，其家属参与的违法违纪问题，也会从轻发落，因为怕再闹出人命，导致结局不好收拾。
第三，免受侮辱，保护名声。在当前司法体制不完善的前提下，一旦被抓，无罪释放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刑讯逼供或者变相逼供的现象恐怕难以避免，至于被人栽赃或者被迫认罪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在庭审中陈述，自己被抓主要是因为得罪了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并认为自己遭受了刑讯逼供和威胁恐吓。预料到或者已经遭遇了这些情况，一些个人意志薄弱的贪官就宁愿选择自杀，也不能接受各种凌辱。当然，不排除有一些贪官在被查处之前，觉得事情终究会败露，从而选择自杀来掩盖罪行。一般情况下，对于涉嫌贪腐的自杀官员，单位为了自己的声誉，会用别的理由掩盖过去——比如“抑郁症”、“绝症”，这样外界并不确知当事官员的贪腐情况，这实际上保护了贪官生前及死后的名声。
驱动贪官自杀的外部因素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一个贪官宁可自杀也不愿苟活，说明自杀的收益超过了成本。进一步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可能驱使贪官倾向于选择自杀？技术地说，如果自杀是贪官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比较静态学命题？
首先，上级贪官施加的压力越大，或者贪官家属的既得利益越大，贪官越是容易自杀。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考虑，腐败链条的最顶端会想尽办法斩断证据链条，因此会用各种手段逼迫处于下游的贪官自杀。逼迫的主要手段，往往是以保护贪官家属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级别越低的官员，在大贪官面前的谈判力越弱，承受压力的能力也越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杀的贪官超过七成是处级及其以下官员。
再次，司法系统越不透明、公正，贪官越是容易自杀。一个透明、公正的司法系统，不仅能保护守法公民的合法利益，也能保护贪官的合法利益，即让贪官“越赌服输”。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贪腐几乎没有死刑，贪官就不会因为折损自尊而被迫走上自杀的极端道路；否则，为了自尊，当初就不应该去贪污受贿。从这个角度讲，大规模、运动式、“不拘泥流程”的反腐败，会导致更多贪官自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三年判死刑的贪官极少，但自杀贪官反而大幅增加的异常现象。
最后，对家属的心理损失越看重，贪官越是不容易自杀。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都是影响自杀收益的，从影响自杀成本的角度讲，一个贪官越是看重家庭，越是看重离世对亲朋好友的感情损失，就越是不可能自杀。显然，女性相对更看重家庭和感情，因此这些年女贪官自杀的案例只有极少的一两例。
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贪官自杀对贪官本人和家属都是一种损失，对纪检机关反腐败也是一种损失，对法治建设也是一种减分现象。因此，减少贪官自杀的现象，遏制贪官自杀的上升势头，应该成为中国反腐败行动的必要议程。
根据我们的分析，要减少贪官自杀，就要提高贪官自杀的成本，或者降低贪官自杀的收益。为了实现前者，纪检监察机关一旦发现贪腐线索，应尽量利用涉案官员的家属来做工作，使其既能提供更多线索，又可减少自杀倾向。
为了实现后者，构建一个透明、公正的司法体系，特别是提高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尤为重要。此外，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该向全社会表明决心，不管贪官本人是否自杀，贪腐必查，赃款必究，真正做到对贪污腐败行为“零容忍”。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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