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

 

上个世纪后期以来，世界上有两个地区的国家转型最为激烈也最为成功，一个是东欧那些由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还有一个就是亚洲——主要是东亚——由传统威权国家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就这两个地区的国家转型模式而言，其最大区别也许就在于：前者所谓“苏东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如何破除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以及随之而来的“计划经济”，恢复私有制与市场经济；而亚洲这些传统国家的转型最大问题不在于私有化（这些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洗礼的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在于政府构架如何从传统的威权模式转化为现代民主模式。

所谓“民主转型”，一般是指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变迁过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转型更多的是由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过渡。按照西方学者看法，民主化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变革过程，即“由较少负责任的政府到较多负责任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干脆没有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弱的(或干脆没有)自治团体到享有较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不仅仅体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更体现为民主权利在公民中的普及。一般认为，威权主义转向民主政治的进程可分为“民主转型期”与“民主巩固期”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转型开始于威权统治发生危机而产生某种形式的政治开放，以及更加尊重个人或团体的基本公民权。当以公开竞争性选举选出民选政府时，第一阶段的转型结束。民主转型期的完成，其必要条件是举行了自由、竞争的选举(以一种范围广泛的选民资格为基础)。第二阶段的转型是有关民主政体巩固的问题。当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政党或团体想要以非民主的程序来获取权力和主张推翻经民主程序选出的决策者时，以及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的势力都服从于并习惯于在法律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的时候，民主政治便可以被认为已经巩固。

    以此标准而言，20 世纪末，菲律宾、韩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因相继实现“由非民主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即实施了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而成为“民主化第三波”的典范，深得亨廷顿等西方政治学家的青睐。而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相似性，呈现出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五国一区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其政治制度及体制都先后经历了效仿西方政体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威权体制”阶段和“多元体制”阶段。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与共同规律，但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亦有所差别，其中以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台湾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自由民主体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经历了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但尚未完全过渡到“多元体制”，泰国正处于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过渡的时期。这些亚洲国家的转型起码体现出这样两个共同特点：

首先是经济高度发达，为国家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东亚五国一区中，尽管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均无例外地经历了威权体制时期。威权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人民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完成工业化。东亚的威权体制具有保障扩大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东亚的威权体制，在法律形式上一般具有宪政体制，而在实际社会政策与功能层面具有保障人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的特征；在威权体制下，实行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制度及政策条件，从而对社会形成了生产性激励，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威权体制下国家权力相对集中，有利于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管制，阻止了这一历史时期经常出现的强烈的政治参与趋向，保持了保守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权力集中，威权体制的政权，倾向强力整合社会资源，集中民智民力，对工业化实施规划，促使工业化战略性发展的实现。威权体制下，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政治权力不开放，具有垄断性。

在这种给予和保障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用以战略性发展的威权统治下，东亚五国一区出现了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日本在进入“55年体制”后，创造了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韩国建立军政体制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9%；印尼自苏哈托政变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7%；新加坡建立“59年体制”后，连续3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普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出现了目睹城市景观线改变的一代人，从而赋予了威权政体以选举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还值得指出的因为经济发展而催生出的中产阶级成为这些国家社会转型的主力。现代化的进展，促使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分化：上层统治者和下层劳动者的比例逐渐缩小，同时富裕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日趋扩大。中产阶级自身的特点，使它们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据统计，韩国的中产阶级已占全国人口的近60%，成为韩国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力量。台湾的经济发展同样催生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包括政府和官营企事业的中上级公职人员、中小型企业主及企管人员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领域的知识分子群体。根据1985年的台湾劳动力统计资料，中产阶级约合计228.7万人，占就业总人口756.5万人的27%，连同家属683万多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36%。从整体上看，中产阶级比较关心公共权力的运用，其思想观念中包孕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消蚀着传统政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却因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量。事实证明，台湾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量是“脱颖而出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快速成长中长大成人。”在南韩，唯有在80年代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都市中产阶级队伍之后，社会上的民主化运动才对权威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汉城的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动员也许才是在1987年迫使政治步入民主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则是亚洲国家转型之际，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广场事件或者暴力活动。这些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之初，大都经历了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的“自由民主体制”极端。然而，在这一时期，东亚国家大多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参与混乱，纷纷出现了体制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威权体制作为对于民粹主义混乱的制度救济，登上了东亚的历史舞台。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无一例外地起到迅速地稳定社会，开启快速工业化，改变社会面貌的作用。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威权体制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东亚五国一区的各个威权体制又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多元体制演化转变，有的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对抗与冲突，被称为“民主化”或“民主革命”。

  比如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多党制支撑的总统共和制，则受到荷兰殖民政府的决定性影响，经过苏加诺领导下的多党混乱竞争和“有领导民主”的过渡，1965年之后的苏哈托军人集团夺得政权。苏哈托“新秩序”时期的威权发展体制，在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催生着政治变革的各种促进力量。在1998年的政治社会动荡的狂潮中，印度尼西亚快速地走向了民主转型的快车道，多党制支撑的总统制民主架构再度运行。菲律宾是在1935年美国人制定的宪法架构下走向独立，并开始其“美国模式”的两党制总统共和制运行的，中经1965年至1986年马科斯的威权与独裁统治后，在1986年一场疾风暴雨般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后，多党制支撑的总统共和制，在经济基础薄弱和传统“庇护制关系”强大的的环境中艰难起航。

而在英国殖民政府影响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议会内阁制政府，在经历了二战后多党冲突的暂短民主实验期混乱后，各自由“巫统”和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式执掌政权，“半民主、半威权”的发展型体制长期保持稳定并有效运行。中国台湾，从1945光复以后，直到1987年“戒严”解除，一直处于“两蒋”的威权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李登辉主政时期，经过了六次“修宪”活动，台湾基本政治架构确立了“总统直选”的“半总统制”体制。经过激烈曲折的“朝野之争”，2000年发生第一次政党轮替，2008年出现第二次政党轮替。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政治社会乱象中艰难前行。我们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亚洲国家转型的共同性特征是：效仿西方建立民主宪政体制，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但社会动荡，腐败盛行；经济有所发展或恢复，但起伏不定。

今天的中国，也处于转型关键时期：我们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国家转型的物质基础，如何在转型中避免伤及根本的大动荡，则亚洲那些已经转型成功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足堪借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思考选择。

 

文章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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