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包括个体“自由行动的权利”和个体“对财物占有、支配的权利”，第一种产权也可以称为“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而第二种产权就是通常说的“财产权”。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这被称为“中国奇迹”，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增长很独特，因为在他们看来，在高增长开启之前，中国并没有界定明晰的产权。土地等生产要素是公有的，在增长的过程中，政府也大规模地代替市场提供基础设施，根据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是不可能取得高增长的。另外一些人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是根据西方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国奇迹是以中国的经验为基础的，与经济学不符合很正常，要根据中国经验来改进主流理论。但是，假如我们正确地理解什么是“产权”，就会发现中国奇迹并不背离经济学理论，中国经验也没有那么独特。

产权包括个体“自由行动的权利”和个体“对财物占有、支配的权利”，第一种产权也可以称为“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而第二种产权就是通常说的“财产权”。这两种权利是相关的，确切地说，第二种权利从属于第一种权利，即不允许支配某些财物（如土地）相当于对第一种权利的限制，我们之所以把这两种产权加以区分，是要指出上述两种观点对产权的理解比较片面，都只看到第二种产权，忽视了第一种产权，而第一种产权才是理解中国奇迹的钥匙。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受到很大的束缚，比如1975年的宪法直接把人们自由迁徙的权利剥夺了，农民进城，必须持有城市招工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改革开放之后，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国人自由行动的权利和创业的权利，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做生意赚钱等，特别是中国底层的农民，尽管他们没有第二种产权，但却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第一种产权，即自身的企业家才能，如在浙江，出现了大量的个体私营经济和专业市场，很多地方出现了非常有特色的专业化产业区，这些都是农民创造的结果，在苏南涌现出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些也是源于基层农民的创造。在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中西部的农民大量地流到沿海地区打工谋生，他们的行动和沿海那些创业的农民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利用“自由行动的权利”改变命运。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如土地这样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没有明确地界定到个人，但“自由行动的权利”却很大程度上“界定”到个人了，因此不能说中国没有进行“产权改革”。中国人在获得了“自由行动的权利”之后，中国人历史上一直不曾被抹杀的商业传统迸发出了巨大能量，经济快速发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对这一权利的响应，因为小商品的大量生产，商人、普通劳动者和物资的跨地区流动都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合。根据门格尔的理论，基础设施属于高级财货，它的需求是低级财货的生产引致出来的。在当时，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是在市场化开启相当长之后，正是以小商品为代表的低级财货的生产，刺激了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建设，政府建设基础设施顺应了这种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有效率的，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和政府的垄断投资都会掩盖政府低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

另外，中国政府是在“集体的”土地产权制度基础上建设基础设施，而不是在“私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上建设基础设施，这个背景很重要。政府在私有土地产权背景下建设基础设施是对自由市场的背离，这个看法一定程度上成立，因为相当于将原先分散的产权集中起来了，而在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建设基础设施相当于将原先就集中的产权“分散”给更多的人使用，这时，产权实际上被分散化了，比如道路建成之后，更多的人获得了使用道路的权利，工业园建成之后，更多的企业和员工获得了使用土地的权利，产权的分散化也意味着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得到了扩展，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有两点必须指出，一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总是意味着“自由行动的权利”的扩大，这个结论只有在政府建设的基础设施存在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才成立，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建设了不少没有经济效率的基础设施，导致债务高企；二是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只是在总体上扩大了“自由行动的权利”，具体到个体来说，有可能受损害，并且也不可避免地有腐败等现象。

中国的高增长主要是“自由行动的权利”扩大的产物，不是“财产权”明晰的产物，综合考虑这两种产权，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产权状况是朝着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方向改进的，这符合“正确地理解了产权概念”的经济学的教导。

 

文章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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