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今我国东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受教育水平的制约，很有可能慢于生活成本驱动的工资增长速度。同时政府在土地和资金方面向内地倾斜的政策使内地投资效率低下和政府债务不断累积，由此可能积累起金融和经济风险。本文表明，市场应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资源配置效率、生产要素流动
我将用一些最为基本的经济学道理来解读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并且借此说明，为什么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一、劳动生产率、工资和债务的关系
今天评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第一个道理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代表劳动者生产的东西，工资代表劳动者拿到的收入，不管作为企业还是国家，如果它的劳动生产率慢于工资的增长，这意味着什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增长速度不如成本增长的速度快，意味着竞争力会丧失。
第二个道理是工资增长和债务增长的关系。如果作为单个的家庭或者个人来讲，你不希望看到工资的增长速度慢于债务的增长速度，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个人或者家庭来讲要破产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如果收入增长慢于债务的增长，就意味着债务危机的爆发。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一个经济里面，从中长期角度来讲，千万不能出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慢于工资增长的情况，也不能出现工资增长的速度慢于债务增长的速度的状况。
我们把这样一组基本的关系弄清楚，就可以解读中国经济出现的状况。首先我们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工资增长的关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两种，一种是提高人的素质。企业的创新或者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会提高。还有一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投资，不断增加企业使用资本的数量。比如说，原来用手工，现在用机器，或者原来用一台机器，现在人均10台机器在生产，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但这两种生产率的提高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的结果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
我们先看工资的增长。靠教育和创新提升的增长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定会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增长。但是靠投资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能不持续，如果人的技能没有提高，持续提高社会的投资，那么投资的回报是递减的。而且在短期内，如果没有劳动者技能的提高，靠投资拉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将很快遇到极限。比如说，在具体的企业当中，可以从人均一台机器生产增加到每个人用十台机器，如果劳动力技能不提高，能够增加到每个人推动100台机器生产吗？
另外一种工资上涨的情况，它的产生原因来自于生活成本。中国经济有来自各式各样的推进成本的因素。从工资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城市的房价上升很快，就可能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很快，从而推动劳动工资的上升。
总结下来，有两种生产率增长的因素，有两种工资增长的因素。如果有教育的进步，生产率的增长可以持续，并且生产率的增长带来工资的增长和劳动者福利的提高。如果没有教育的提升，单纯靠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短期可以做到，长期这样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是不可持续的。
二、中国经济的困境
中国今天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我们前面说希望一个经济可以持续发展的路径，是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劳动者技能可以持续提高。而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居民的教育增长速度在放缓。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我统计了全国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在1982年1990年，再到2000年，人均受教育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特别在199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里，全国人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上升了1.6年。但是，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时间里，全国人民受教育水平只上升了0.6年。全国人民教育水平上升的速度放缓，到底是由谁导致的呢？
我们再把全国数据分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看一下。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这十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上升一年，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上升1.6年，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上升更快。而在2000年到2005年，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在5年的时间里面上升0.4年，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可以上升大约一年。但是请大家注意，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从2000年到2005年这5年的时间里只上升了0.2年。也就是说，中国居民平均的受教育水平上升的速度下降，其实主要因为农村居民拖了后腿。
与此同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村有6千万的留守儿童，这些儿童不跟父母在一起，在短期看不到农村居民孩子受教育的质量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提升。而这些农村的孩子又将构成未来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劳动力大军，如果他们的教育跟不上，将制约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受到教育水平制约的同时，工资在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房价增长得非常之快。当房价上升的时候，住房的成本成为劳动力生活成本非常重要的构成。当你的生活成本上升的时候，你会跟老板要求涨工资。我们城镇居民因为生活在城市里，我们不会离开城市。而农民工面对生活成本的上升，如果不涨工资，他就不来了。结果就会出现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最近我研究了房价和工资之间的关系。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出现了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趋势。如果房价上涨，劳动者相应要求工资上涨，结果就出现了由生活成本推进所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想将中国经济的困境总结如下：中国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如果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跟不上，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一方面，教育提高的速度放缓，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受到制约；另一方面，房价的上涨推升了工资。这就可能出现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局面，说通俗点，企业没有活路了，利润的空间挤薄了。大家在沿海地区看到的，有的企业关门了，有些开始逃离中国，很多劳动型密集型企业离开中国，转向东南亚。这种劳动生产率增长可能会慢于工资增长的趋势让人担忧。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更加麻烦。大家知道地方政府的债务积累非常快，渣打银行估计地方政府债务总量达到20万亿的规模，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加上国有企业债务，债务的实际数量更高。2013年国家审计的结果是，截至2013 年6月底，政府债务总共30.27万亿，其中中央政府12.38万亿，地方政府17.89万亿。但是，仔细看的话，在2013年上半年，中央债务增长4.2%，地方债务增长12.6%，总体政府债务总额半年内增长9%。如果2013年下半年，政府债务保持与上半年相同的增长速度，中央债务在2013年末可能达到12.90万亿，地方债务在2013年年末可能达19.89万亿，接近20万亿的水平，两者相加，2013年末政府债务预计达到32.79万亿。按照2013年实际GDP增长率为7.5%估计，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5.82万亿，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8.74%，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通行的60%警戒线。[1]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到7.5%，而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达到9%，那么，就可能出现第二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关系，即收入（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债务的增长速度。
三、中国经济过去十年走过的道路
如果上述两个关系不出现逆转的话，中国就可能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从数量扩张转向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背后是提高教育和技能，同时，在中国这样非常大的国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来源，那就是资源配置效果的提高，尤其是不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遗憾的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恰恰跟刚刚讲的出路背道而驰，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古话说“人往高处走”，人有非常天然的倾向，要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就业岗位。但是，政府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方向却跟劳动力的流向相反，即“资源向低处走”。低处指什么呢？指中国的内地（即中部和西部省份）和中小城镇。在土地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在往内地倾斜，资金方面，转移支付和企业所获得的补贴也在往内地倾斜。这两个资源往内地走的时候，给劳动力造成的感觉是什么？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于是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倾向下降。而沿海地区出现的情况是，在2003年之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房价快速上涨带动工资的上涨，生活成本上升后，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最近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一篇文章概括，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的总量过剩和局部短缺。什么是总量过剩和局部短期？就是劳动力过剩的地区的劳动力没有流向劳动力短缺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出问题了。
中国的制度和政策出现了阻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因素。中国把大量的资源向内地转移，因为中国是大国，政府我们要考虑平衡。但是，今天借机会我要讲这样一句话，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决策层在理念上严重混淆了两个平衡的概念，一个是规模的平衡，一个是人均的平衡。人均平衡是指人均收入或者人均的生活质量的差距趋同。规模的平衡是把全国每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做得一样，让人口尽量均匀分布，让经济活动和投资尽量均匀分布。人均的收入水平趋同，其实是更加重要的目标。大家看看美国，美国高度把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东海岸和以洛杉矶为中心的西海岸。人口高度集中，它的中部地区人口密度非常低，但是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非常小，如果扣除地区之间的生活成本差异，人均的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小。
根据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差距缩小恰恰是人口自由流动和经济向少数地区集聚的结果。而在混淆规模差距和人均差距这两个概念的情况下，我们误以为，当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时候，可以把经济资源给那些欠发达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我们理念逃脱不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我们总觉得，政府可以抵消市场的作用。于是，在过去十年，中国大规模地通过行政力量来配置资源，结果怎样呢？我们来看数据——
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建设用地指标”制度，如果要把农业用地变成非农业用地，不可以随便动的，必须有一个上级政府给予的指标。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在土地供应当中占的份额在2003年之后一直在上升。从财政转移来讲，我们大量的财政转移向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倾斜。当内地获得更多用地指标和财政转移支付时，政府还给内地更多机会发行城投债。我们没有完整的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详细数据，但是城投债数据可以公开查到的，于是，我们统计了中国内地省份在城投债中占的份额。城投债大规模产生是2006年以后的事情，在2006年到2012年间，内地省份在债务里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上升。2012年，内地省份在城投债发行个数和金额中的份额超过50%，而内地省份在在全中国GDP份额仅略略超过40%。生产规模更小的内地，却在承担比重更大的债务。这意味着什么？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地理因素。如果你相信这个道理，当政府把大量的经济资源往内地转移的时候，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效率，特别资源配置效率将会恶化。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即经济增长中不能由生产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增长速度在2003年之前基本上是往上走的，到2003年以后TFP增长速度出现了下滑。
再来看配置效率，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两家企业中一家效率高，另一家效率低，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一定是效率差的企业往效率好的企业配置资源，企业间的TFP差异将缩小。事实怎样呢？2003年之后，中国企业间的TFP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说明，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出现了恶化。我再次强调，微观数据算出来的配置效率恶化的拐点跟制度上行政配置资源的拐点都出现在2003年，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只能说配置效率的恶化是政策干预的结果。
我们再做一个工作，将企业分成东、中、西部企业，重新计算每一个地区内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TFP差别。结果发现，东部企业和企业效率差距最低，也就是说，东部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地方。资源配置效率次高的是中部，最差的是西部。到2003年以后，企业和企业效率差别扩大的地方主要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而东部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配置效率恶化。这个发现说明，2003年以后，不仅全国层面资源配置效率在恶化，在地区内部，主要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出现在中西部。
再看土地，最近大家一直说中国出现了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脱节。但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中国人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脱节不是全国问题，而是地区问题。我们把大量的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给内地，内地可以零地价招商引资，结果没招来什么企业。工业园占大量地却没有足够多的企业，没有增加就业。最后，人没有城市化，但地已经占好。根据数据分析，如果用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来代表人的城市化，用城市建城区的扩张速度代表地的城市化，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慢于建城区土地扩张速度每年3个百分点左右。如果进一步把样本分成中、东、西部城市，分开看就看到问题出在哪里了。东部问题不大，东部城市的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度只比农业的增长速度每年快2个百分点不到。而到了中部，这个差别扩大到3个百分点。而在西部，每年的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居然比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快5.2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违反经济规律来配置资源的结果，如果不认识到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地理的经济规律，把资源配置到地理欠优势的地方，土地利用效率将非常低下，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相互脱节。
四、直面中国经济的困境
我想再请大家回顾一下我刚才讲到的政府债务增长的数据。在中国的内地，经济增长靠投资趋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恶化，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远远领先于城市人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内地省份的债务却在快速增长。有的人可能会说，债务增长不要紧，债务在造基础设施，长远有回报的。可是，大家知道内地造什么基础设施吗？在我调研的案例里面，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造一条路通到所属的地级市，造的是8车道。这样的投资下去是不会有回报的，甚至在5年以后十年以后都不会有足够高的回报的。现在有很多人说地方债务不要紧，地方债务形成的国有资产可以卖。如果是刚才讲的8车道公路，这样的资产卖给你，你买吗？
我基本上讲完了我的逻辑和数据。我再次强调，中国正在出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小于工资的增长速度的趋势，前者是因为居民的教育提高速度下来了，后者是因为不恰当的土地政策推高了地价和房价（尤其是在东部），进一步引起工资的上涨。在东部出现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内地出现大量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加上政府债务在快速上升。如果经济效率不能提高，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就将可能会出现一场由政府债务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和经济的危机。
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作为今天发言的总结。“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东部需要降成本，内地需要提高效率。不是说不要给内地资源，给内地的钱要做公共服务，尤其要提高教育和医疗的水平，提高内地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直接去开厂，或者做没有足够回报的基础设施。
如果仅仅用“动钱”的方式来缓解地区间差距，短期可以这样做，但最终中国难逃两个基本检验：一个是金融市场的检验，一个是全球化的检验。如果没有效率，同时债务不断增长，金融市场买不买账？当中国国内出现效率下滑，债务上涨，而美国的量化宽松退出，利率会上升，同时，美国高科技的产业可能会再一次蓬勃发展。这时，如果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就叫金融市场的检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经受不住另外一个检验，就是全球化的检验。如果一方面生产成本在上升，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接下来企业投资者就走人了。人们善良地希望企业会到内地去投资，一部分以内需为主且借助于内地资源的企业的确会转战内地，但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会迁往东南亚走。我们当前的政策可能会过早结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如果政府债务持续上涨，经济增速下滑，地方政府掌握的国有资产没有可以出售的空间，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又没有破产机制，那么，就只能靠通货膨胀来走出危机。这种状况就是“滞胀”，也是最坏的结果。要避免这个结果，短期内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发挥市场的力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此文基于2014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上的发言，发表于2014年第2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络来源：爱思想（www.aisixia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