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影响一国社会经济的官方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不是宗教，也非某个思想家，而是当时的政治生态。古代中国之所以长期“重农抑商”，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对专制集权具有威胁的集团性社会势力形成。在小国林立的欧洲，教会虽然主张重农抑商，世俗封建主却必须仰赖商业的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我国古代自大一统专制统治形成以后，历朝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奖励农桑、发展农业作为维护统治的根本。这种萌芽于春秋战国，成型于西汉初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后世不断变本加厉，不仅使抑商、贱商成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也使困商、辱商固化为一整套体制机制。现代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种思想背后的逻辑，为何它与集权社会总是相伴相随，乃至持续两千多年之久？

　　古代思想家一般都认为，发展商业将会动摇“农本”，因为商业不见物质财富的生产，反而会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中国传统社会，朝廷财政主要依靠人头税与土地税，通过重农抑商“殴民而归之农，经著于本”，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朝廷可征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商人流动性高，不仅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不利于征税，且与朝廷争夺“山海陂泽之利”。再者，商业发展也可能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威胁国本。秦汉以来，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一旦致富就大量买田置地，“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造成社会动荡。与之同时，商业发达也可能使道德倒退，因为工商之民善于欺诈，形成社会上的重利风气和拜金风尚。“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这将造成“商贩之室，饰等王侯…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不仅“伤化败俗”，也是“大乱之道也”。

　　史家王家范认为，以上未见得是朝廷“抑商”的真实动机。在列国纷争的先秦，商人也曾风光无限，出现了范蠡、计然、白圭等大商人，他们“结驯连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但到秦汉以后，史书上难再找到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商业繁荣盛景不再。司马迁《货殖列传》成为千古“绝唱”，后世官修的《食货志》只沦落为朝廷财政流水账。排斥商业与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几乎同时出现，这种思想形成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任何有可能构成对专制集权统治具威胁的集团性社会势力形成。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家桑弘羊说得最直白: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流放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商人成巨富，“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商人富埒王侯，号称“素封”，“以财力相君长”，甚至将皇帝老儿也不放在眼里，这对封建宗法专制秩序是个严重的威胁，皇权怎能容忍？

　　为实行抑商国策，汉武帝时就实行盐铁官营，此后官营禁榷范围不断扩大，从盐、铁扩大至茶、酒，明清甚至扩展至铜、铅、锡、硝、硫磺及烟草等等。不仅如此，朝廷还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塞仕途，甚至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种种歧视性规定。

　　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有重农抑商主张，这种思想主要来自基督教会。在神学家的观念里，“土地是由上帝赐予人们的，以使他们在尘世间带着永远救赎的观点而生活。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聚集财富，而是为了维持他生来便有的位置，一直到死亡使其过渡到永恒生活。”他们宣扬物质财富将危害精神幸福，因此竭力反对以盈利为本的商业行为。“贪财是万恶之根”、“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基督教还叫人恪守“借贷他人，不望偿还”的戒律，认为本金之上所要求的任何增值，无论大小，只要超越本金就是高利贷（Quidquid sorti accedit, usura est）。因此中世纪教会明令禁止高利贷，一旦违反将遭以重罚。

　　基督教的重农抑商思想，除了精神层面因素，根本原因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如出一辙，因为商人以末致富，甚至达到权倾王侯、富可敌国的地步，显然威胁教会权威。教皇具有超越一切世俗政权的权力，但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政权却常面临内外双重威胁。由于特殊地理环境，欧洲长期小国林立，相互征伐，教皇与世俗封建主之间明争暗斗，大小君主必须通过发展工商业壮大力量。首先，一些日常用品、奢侈品及战略物资须借助于国际贸易才能互通有无。各个王国内部的封建贵族也得仰赖商业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看看中世纪以来各类集市在领主们保护下遍布欧洲大陆，就可知道世俗政权对待商业的态度。比如在12世纪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只有550万，各类集市却有800多个。最著名的香槟集市，占尽天时地利，若没有香槟伯爵的保护，建立维持集市秩序、商业仲裁的基本制度，很难想象会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到了中世纪晚期，意大利一些共和国的政治寡头本身就是工商巨子，最著名的就是佛罗伦萨僭主美第奇家族，他们经营的企业集团不仅包括美第奇银行，多家毛纺和丝织工厂，还经营着包括明矾、铁器和毛料在内的多项对外贸易。

　　比较东西方对待商业的不同态度可以发现，影响一国社会经济的官方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不是宗教，也非某个思想家，而是当时的政治生态。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是在专制集权的政治生态下产生的，在小国林立的欧洲，世俗封建主却必须仰赖商业壮大各自的力量。我国直到明末清初才有“工商皆本”的思想启蒙，而在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则已出现了重商主义学术思潮。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7-02-06/188003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