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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鉴别两种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
发布时间:2017-03-20 10:30:54

  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力度不谓不大,开放意识不谓不强。可是,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还有无问题呢?我认为还有一个人们内心深处不托底的问题未说清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对我国现存的私有制究竟持一种什么根本的态度?不然,私营企业为何吃了近40年的定心丸,仍然心神不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气势磅礴的话语,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所以,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发展私有经济并非党的本意,因为它不符合党的宗旨。

  (一)从马恩的原著文本谈起

  《共产党宣言》问世的第一版是德文版本。在《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消灭”一词用的是德文的“aufheben”,它的意思有两种,既有中文“停止”、“废止”、“废除”的意思,也有中文“扬弃”的意思,但绝无“消灭”的语意,我国的翻译一定要符合马恩文本的词意,如果不合马恩的词意,那么翻译就是失败的。

  《宣言》问世前的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使用了这一词汇,我国的权威部门翻译此词为“扬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宣言》问世以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私人财产的资本、私有制均使用此词,权威部门也译为“扬弃”,这些著作和《共产党宣言》都是马恩最重要的著作。为何德语中同一词汇会有“扬弃”和“消灭”两种不同的中文翻译呢?为何对一个学术词汇不能一以贯之,保持它语意的准确性呢?此词或译为“扬弃”,或译为“废止”尚可讨论,但要强译为“消灭”,这种译法主观意识太强。绝不能说“废止、废除、取消、终结”的语义和“消灭”近似就把二者划等号吧!这种矛盾现象是否说明了我们自己的翻译人为地制造了译文和马恩文本的对立呢?若从学术角度出发,起码可以在这一词语下加上一注,注明两种译法,以求学习者参考比较。为使情况更明了,不妨说一下翻译《宣言》的历史背景。

  1920年,中国的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做了《宣言》中文第一版的翻译工作,对此词语,他译为“废止私有制”,这是老一辈革命家阅读马恩著作的最初读本。这种译文并未影响他们的革命追求。原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也如此翻译;1938年,成仿吾、徐冰翻译为“废除私有制”;1943年,博古才将其译成“消灭私有制”。马恩著作大部分是用德文写成的,为何统一采用俄文版本,这在革命的延安时期还可以理解,解放后这种做法就值得商榷了。建国后,我国的“马列著作编翻局”于1954年开始翻译马恩全集,依据的版本是苏联的俄文版本。俄文版本译为“消灭私有制”,我们也如此照译。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资本论》,他们把马恩使用的这一词汇译为“扬弃”。不想1972年文革期间,郭大力、王亚南再版《资本论》时,关于“扬弃”资本的私有性质诸如此类语句又都变为“消灭”。这些情节充分说明了苏联意识形态对马恩科学著作翻译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鲍里斯•斯拉温最早向读者指出《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是俄文的翻译,误将德文的“扬弃”错译为俄文的“消灭”。

  以上的分析,可能是个学术问题,如要学习马恩的原著文本,如还要用此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理论,一个学术问题也可以上升到一个顶层设计的层面,作为顶层设计坚持有力的理论支持。如果我们执政党对这个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致使人们误读、误解,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和混乱。恩格斯也说过这样的话,“《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它使我想起我在一切文献中最不好翻译的这部文献上所白白耗去的艰苦时刻。”他这种谨慎、负责的态度,也告诉我们,对经典著作的翻译绝不是一件小事。

  (二)马恩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论述的精神实质

  上面说的对“扬弃”一词的辨析,是个学术问题,但其后仍有一个重要观点,马恩想要明确表达,那就是他们要在多种社会主义中,分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按照传统说法,既然科学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空想社会主义也要消灭私有制。那么,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为区别两者的不同,马恩特别为空想社会主义的“aufheben”,做了“wegfallen”注解,“wegfallen”才有了“消灭、毁灭”的语义。而“aufheben”一词没有“消灭”的语意,只有“终止、废除”的意思。因为在马恩看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私有制,用行政的、法律的、暴力的方法将其终止、废除、打倒是可笑荒唐的。况且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他的书中就直言不讳地表明要“干掉私有制”,所以,马恩并没有冤枉空想社会主义者。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很清楚,其中一块试金石就是,一个是扬弃私有制,一个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版所做的序言是最好的总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在这里马恩连对废除、中止私有制说法也不赞成的。

  其实马恩这种思想早在1853年就已经成熟定型了。恩格斯在同年给友人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一个联系实际的最好事例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变色。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确实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以俄为师,中国革命受俄国革命影响极深。谁会想到74年之后,庞大的苏联竟在一夜间垮台。苏联政权的垮台可否比做恩格斯说的“丟掉脑袋”呢?不管情绪怎样难以接受,现实就是现实!究竟该把苏联的谁“视为怪物”,把谁“看成笨蛋”,中国人一时还很难说清,比较有发言权的人还应是前苏联人民和今后的历史学家。至于恩格斯说的“社会出现反动”更是一个不易破解的谜团。但恩格斯的判断预测没有一点神秘色彩。他之所以警告世上的社会主义者及其政党,其核心思想就是千万不要带着“激昂情绪”进行“共产主义的试验”。否则一切就会变糟,时间越长,形势、情况就会越糟。

  印证苏联的历史实际也确有这个问题。第一次“共产主义的试验”就是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联实行的即是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进行国家治理。没收资产阶级所有的一切工厂、企业、银行,对农民只留口粮,征收一切余粮,废除商品、市场、货币。这种“共产主义的试验”引起了工农大众、军队士兵极大的疑惑和反抗,列宁看到了这种危险,1921年果断提出了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苏维埃政权才得以转危为安,并得到很好的发展。第二次“共产主义试验”是1936年斯大林宪法制定以后,苏联的经济结构是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1939年苏共十八届党代会上,苏共宣布苏联进入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第三次“共产主义试验”是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苏联在20年间,即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这些“共产主义的试验”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完全无视以至消灭关于商品生产,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自我毁灭的做法。有人认为苏联巨变是私营企业起了决定性作用,大错。苏联社会没有一家合法的私营企业,有的却是大量的地下经济、黑色企业。合法的企业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企业、垄断企业。需知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完全是一个带有时代意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战略思考。以上的分析不见得全面系统。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性的案例。

  今天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怎么看待中美关系问题。我们说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分歧,中美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两国交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很多人心中是不理解的,是抵触的,更有人认为这是投降主义。我们又反对美国,又是有共同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太矛盾了吗?其实认清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它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和商品、市场、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一直在发挥作用。中国和美国就要在商品、市场、资本等方面建立紧密关系,而且必然会有共同的利益。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应该承认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其对19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弊病问题也经历了深刻的“扬弃”过程,并且还是世界上生产社会化规模最强、科技水平最发达的国家。目前,美国硅谷的各个科技企业之间,若发生合同纠纷,一般不采取打官司的方法,而是公开揭露对方违约违法的事实,让其名誉受损,其原因就是为科技产品的研发争取时间。大公司下面的小公司若有职务发明,自立门户,大公司也不予追究。微软、脸书、甲骨文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表明硅谷的大小公司已开始建立起共享知识、共享经济的理念,这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刻的变化。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冷战之后,没有发生战争的理由,两国之间有斗争、有合作,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完全可以合作,促进世界秩序建设完全可行。如果用历史扬弃的观点看待两个国家,就不会对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有怀疑了。

  (三)居民财产性收入是种什么样的收入?

  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出现了众多的私有企业,这是历史的必然。刘少奇同志在建国初对民族工商业的讲话,话语让人很难接受,但其道理是驳不倒的。

  改革之初,党和政府并没有发展私营经济的设想,以后承认并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也绝未想到发展到如此规模。党和政府的政策开始只是鼓励个体工商户发展,但个体工商户发展成为企业了怎么办?能不允许个体户发展?还有一大部分是从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脱胎改制出来的,改制以后,生产率提高了,交税多了,产权明晰了,难道再退回去?以后一些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复员军人不吃国家大锅饭,不端“铁饭碗”,独立创业办了企业,典型例子是华为,是鼓励还是打击歧视呢?长远看,私有企业如果健康成为股份制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公众公司,那么它的私有性质也就处于不断被扬弃的过程。真正要打击的,只是那种凭借关系、权力,把公产巧妙地化公为私的特殊奸商。

  我认为,我国的私营经济和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都是在现有生产力的水平上,对生产要素自觉自愿的组合。这种组合,当然也只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方面要承认“自然的发展阶段”的自发性,一方面还要尽最大努力,把群众的自发性逐步转化为自觉性。当时,党和政府对新产生的生产关系采取了立法承认的态度,并对这种生产关系开放了市场、开放了资源,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所允许的政策、法律措施。我们承认、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尽头的。请看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私有制是要消亡的,它的消灭将和家庭、国家同生共亡。

  当下,民营企业向国家交税已达半壁江山之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从业人员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80%。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发展私有经济符合我国生产力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繁荣发展之必需。可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存在着随时随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误解,这妨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形中形成了对民企的意识形态上的歧视,自然也会影响到我国的各种制度和法律上。这将十分有害于我国的改革事业。在肯定民营企业主流、方向的前提下,不是说民企的发展没有问题。民企在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之时,也有一个继续适应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在此文论述的范围之中。

  当下,私有企业、私有经济、私有财产,也并非仅指私有企业的所有者而言。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两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都讲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问题。何谓财产性收入?我认为,就是全民的、集体的、法人的、自然人的物权的收入,物权又称所有权,所有权还可细分为使用权、经营权、受益权、转让权、继承权等等。简言之,就是资本性的收入。这和《宣言》中说的“私有财产”有着紧密联系。

  以这种观点看财产性收入,私有企业所有者取得的财产性收入就是利润,一般居民存款取得的财产性收入就是利息;购得的股票、基金及一切有价证券的财产性收入就是分红。出让物权使用权取得的收入就是租金,转移知识产权取得的财产性收入就是专利费。我国的央企,本质上就是全民性质的企业,群众如果在央企的利润中分享利益,这就是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央企的利润不应算政府财政性收入。这些私人资本性的收入已涵盖全民,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资本性收入是少了,而不是多了,唯有房产的资本性收入不宜提倡。

  我国农村的“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它的物权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首先农村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集体土地20年或50年,这是使用权;承包的耕地,种什么?怎么种?这是农民的经营权;经营的成果就是收益权。我国第一步的农村改革成果巨大,一个最突出的实例就是我国1980年后出生的人几乎都没有吃不饱饭、饿过肚子的人了。但近年的贫富分化也日益明显。我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在国民收入流量上要讲基尼系数的合理性,而且也应该讲资本性收入存量方面的基尼系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特别强调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让我们看看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双坝村,看看他们是如何利用条件,创造环境,用节约宅基地面积增加居民资本性收入的做法。

  成都市双流区双坝村,有农户1049户,农村人口3349人。全村改建的旧宅基地约有210亩,其中兴建新房占地约70亩,集体留地12亩,节约的宅基地131亩,居民将这些旧宅基地按股份组成合作社。双流区土地储备中心按50万元/亩的底价对节约的131亩土地进行收储,这类节约的宅基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它不属于农村经营性的建设用地,但是可由“土地股份合作社”到成都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这是对国家宅基地政策的一大突破。当131亩土地按国土局的要求完成验收,拿到用地指标后,便可以自行开展土地“招拍挂”的商业活动,进行招商引资,这不是国有土地,但仍可和国有土地一样做到同地同权同价。这是第二大突破。不但村民可以通过贷款建房,而且村民还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的财产性收入。

  这种做法至少有如下几点好处:农民节约的宅基地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企业使用的这类土地免除了国家的土地出让金,降低了地价。银行贷款给农村地产的整治,即是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同于给房产的贷款。政府可以收取更多的工商税收。国家同时增加了更多的可供使用的土地。

  这种新的改革实践不由不让人又一次想起马恩那句名言: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是怎样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讲:“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双坝村对宅基地的改革可否说也是用实践,探寻着这一学说的科学性呢!我国农村的改革,既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又充分鼓励了村民开拓资本性收入的空间。

  (四)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体制的改革,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人们逐步抛弃我们头脑中社会主义空想部分的改革。这是亿万人民的实际生活,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目前的经济形势虽然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为何我们还坚持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宏观形势还总体看好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是中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二是中国整体赶上了信息化、数字化、共享经济的时代。三是中国多层次的产业结构既和欧美互补,又能和发展中国家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就要起步,“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就是路径之一。这一切都拜改革所赐。同时不可掉以轻心,仍有不进则退的可能。邓小平说得好:“人民,是看实践”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们可否说“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客观现实,它的现实意义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按照“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具体举措的正确与否,都应由实践的检验为取舍的标准。既然改革举措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就要允许实践对改革的举措进行证实,也要允许证伪。邓小平也多次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句话真实的价值在于诚实,老实话。中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应对上述两个课题做出贡献,做出发展,做出创新。

  比如某些改革举措进行实践检验之后,发现其结果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那么这些“改革”的性质就是伪的社会主义。再如,很多地方奉行的土地财政,结果是富政府的财政而不富民,甚至虐民。这就应该马上纠正。又如,如果改革引起了贫富分化,按照邓小平的说法,那么改革就算失败了。再如,有些企业融资非常容易,从银行贷款自己用不了,多余的钱甚至放贷。这让人怎不想起《红楼梦》中赵嬷嬷说的那句话:“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这是多么荒谬的伪命题呀!银行是不是也这么想呢?钱是国家的,银行是国家的,国企是国家的,把国家的钱往国企的身上使,天经地义,进了棺材也保平安。这个伪命题多么荒谬呀!只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生产率低下,它的举国体制若一直是投入多,效益差,就无法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长期以往标榜的社会主义,不需什么演变,自己也会死亡!

  用实践检验的方法对改革进行证实和证伪的工作是否是对改革的亵渎,大不敬呢?非也。其实这种思维方法,邓小平也是承认的,他在南方讲话中讲:“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他对证券、股市的看法,他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些话未必那么精准,但他主张“实践论”,则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也说过不争论,要迈开步子的话。但客观上这种争论从未停歇,我认为只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确实分清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线,我们就可以把改革事业勇敢地进行到底。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用实践论的观点,扬弃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的。现举两例。

  第一例是189536日,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导言》,该年的85日恩格斯与世长辞,这篇《导言》不妨作为他的革命遗嘱做番阅读。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又说:“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恩格斯在这里实事求是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铲除不是一次简单的、暴力的突然袭击就可以完成的。而《宣言》中说的也是“扬弃”的思想,但是主观的革命成功愿望显然太急了。这是恩格斯基于近50年的工人运动实践得出的结论。

  第二例是马恩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研究和他们长期生活在英国有关。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正处于上升时期。他们深入了英国社会,收罗大量的资料。四五十年来他们的目光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资矛盾和第一国际组织的工人运动。1891年,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做了一番诚恳又客观的告诫,他写道:“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无计划性。”

  以上两例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历史实践中被扬弃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扬弃的观点,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实践。

  马克思认识论就是实践论,亿万人民参与改革实践,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通过实践,我们清楚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在走绕不过去的历史必然之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这是我国最大的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时态即指中国的当下;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舞台,即是当下的中国。我说的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是从教条出发,更不是指现在还在游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鬼魂、幽灵。

  对“扬弃私有制”的研究和讨论,本世纪初就有于光远董辅礽等学者的文章发表,当时我也参与发表过意见。鉴于这是马克思学说动员宣传群众的思想源头之一,我认为在理论上弄清这个问题,是“不忘初心”的一种学习态度吧!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12-13/1873182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