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要生存，就要生产，要生产，就有分配、流通（交换）和消费。其中，消费需求是生产及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胡耀邦以消费促生产的富民模式，由此而生。

（一）生产的基础是消费需求

1976年，胡耀邦在与来访的经济学家于光远谈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说，我特别注意到“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后来在中共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胡耀邦着重谈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他特别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生产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性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

“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3）……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

在引用了马克思经典论述后，胡耀邦指出，学习马克思的这些话，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就要多从发展生产方面来打主意、想办法，而不要只从压缩消费方面打主意，这是一个根本方针。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激发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对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问题不理解，那么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不清楚，还要犯错误。

胡耀邦坚决反对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建设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高借贷，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他认为我们应该搞出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来，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重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是先有        第一部类后有第二部类，而是第二部类反过来促进第一部类也向前增长。人民的需要和增长总是走在前头的，总的讲消费和生产还是相互促进。

经济学界对消费问题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和讨论政治经济学对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商品可供量与居民货币购买力平衡等问题时，从不同侧面涉及到了消费问题。期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在《关于消费问题的探讨》（《新建设》1963年第1期）一文中，集中分析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或者说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关系；消费基金的数量和物质构成；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的关系；工人和农民消费水平的对比关系；消费的结构和消费的方式等问题。50年代中期，在对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讨论中，明确了人民的生活消费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针对我国国民经济1959-1961年发生的严重困难，60年代上半期，较多地讨论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形成了重重、轻轻和轻农的畸形经济结构。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协调，用于积累的部分中，生产性积累和生活性积累的比例也不协调，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也没有很好地发挥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经济学界由此再度重视消费问题的研究，陆续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代表作有尹世杰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刘方棫教授的《消费经济学概论》。

作为始终关注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领导人，胡耀邦紧紧抓住消费问题不放，试图从消费问题入手，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由于受苏联模式影响，长期存在的积累的比重过高，重工业生产的比例偏大，在计划经济指导下，企业都是为完成计划指标而生产，忽视质量而盲目追求超产，忽视社会和人民需要等问题。他认为，20多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一是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是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是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那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不仅形成比例严重失调，而且供求脱节，仓库大量积压，市场供应紧缺，对于全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宝贵的建设时间来说，都是严重的浪费。他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的消费需求，提出要辩证地看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重视轻工业生产，多为社会和人民生产需要的消费品，适当提倡和推动人民群众提高消费水平，以消费促进生产。

1984年，是胡耀邦谈论消费问题最多的一年。从1月16日主持中央书记处107次会议，6月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与高勇、李彦谈话，9月9日同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谈话，到10月21日至27日视察山东烟台市、青岛市和临沂地区的14个县市，都谈到了消费问题。12月4日，他让国家物价局领导同志跟他一道外出调研，在火车上谈到价格改革时首次提出，要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强调不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不保护生产力。他的核心思想是，消费是和生产紧密相关的，我们抓消费，实际上也是在促生产。当前尤其要通过消费刺激生产，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率先组织报道宣传胡耀邦的这一经济思想。报社理论部特别约请著名经济学家、湘潭大学教授尹世杰，在1984年4月28日头版《周末论文》专栏发表了《积极鼓励消费》一文，引起广泛反响。有人当面批判作者，认为这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人给湖南省委写举报材料。尹世杰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要搞活经济，应该扩大消费”的论断。即使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消费的基础是人民富裕

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毫无疑问对生产，乃至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反映最终需求，对生产和经济增长具有导向和拉动作用。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符合人民富裕和幸福发展的思路。

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与国家计委、经委、商业部、财政部的负责人宋平、袁宝华、刘毅、李朋和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贯风格，他突破框框，打开思路，同大家一道议论了生产和消费的一系列问题。

胡耀邦从“消费”开始谈起。当了解到我国城乡个人储蓄累计有570亿元时，他说：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资金，另一部分是消费资金。积累资金即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盖房子（特别是农民），还有一些由个人积存起来，作为储藏手段起着社会保险的作用。我们的储蓄，能否把这些储藏的资金，即利用人民的存款，把它变为可以增值的资金？我们对储蓄处理适当，可以促进生产，否则，也会妨碍生产。要看到储蓄这种两重性。如果群众的收入过多地集中到储蓄方面，那么我们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销路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有可能卖不出去。这样就会造成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不利于发展生产。

胡耀邦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起来，他强调的以消费刺激生产，就是主张通过发展现代生产力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切实解决人民富裕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是发展现代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群众才能从根本上富裕起来，人民富裕又是消费的基础，反复以往，周而复始，良性循环。

胡耀邦紧紧抓住消费问题不放，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从消费入手，刺激生产，也促生了民间经济活力的迸发。在农村，为了让8亿农民富起来，从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此后在胡耀邦任总书记的5年，每年末都要开一个农村工作会议，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来年年初发个“一号文件”。连续5个“一号文件”，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搞活农产品流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1984年，听取青岛市委工作汇报时，胡耀邦说，要让农民进城办企业，办旅馆，办旅游业，搞城市建设。让农民进城，不仅是允许郊区农民进城，还要允许本省其他地区和外省农村一些有专长的人来沿海城市兴办各种各样的企事业。

在城镇，让“包”字进城，扩大工商业企业生产和销售自主权，鼓励青年自谋生路、自主创业。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和第三产业，广开就业门路，既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城镇居民，尤其是返城知青的就业难题，又增加了城镇居民的经常性收入。胡德平认为，胡耀邦30多年前准确预判了就业难题。1979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7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了中南海。当年5月29日，胡耀邦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到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到1985年要2000万......现在700万，再过几年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集体企业（即民营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1984年6月8日，当谈到用消费刺激生产，机关干部工资太低，一个月才几十元时，胡耀邦主张提高工资，每人平均搞到200元，用消费来刺激生产。按照胡耀邦的思路，只有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逐步提高每个人的收入，才能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上更好地解决劳动者的支付能力问题。当年10月，在谈到我国北方沿海有两个大的半岛时，胡耀邦说，一个胶东半岛，一个辽东半岛，是避暑、游览的好地方。人民收入增加了，就要消费，他要上名山，到有海的地方去旅游，你就得准备让他们到这个半岛上来，这反过来又将成为推动半岛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倡导生活方式现代化与人们的消费方式因互联网而改变

1977年11月，胡耀邦提出：“现代化是一场革命。生活习惯也要改变。”后来又说：“生活方式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胡耀邦从那时起就已开始倡导人民生活现代化了。他把生活方式现代化，作为人民富裕的一种基本内涵来表述。

胡耀邦认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应当是丰富多彩的。1983年12月13日，他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时说，要适当提倡一下服装的多样化，这对刺激生产有好处。现在我们的衣着一个花色，一种品种，并不好。今后不要用“奇装异服”这个词。现在我们的布积压大概是50亿米。今年的棉花是8000万担，就是400万吨，是世界第一。我们还有很多的化纤，所以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人们的消费。改革开放以后，胡耀邦率先穿起西装。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说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胡耀邦鼓励消费，倡导生活方式现代化，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反对浪费。经济学家认为，适度消费以及消费与浪费是有界限的。一般说来，适度消费是指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源的状况和产品的丰富程度相适应的消费。适度消费的主要标志，是消费的增长建立在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离开和超过生产发展与经济效益提高而盲目增长。消费与浪费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的“消费合理性”。所谓浪费，即对人力、物力、时间等用得不当或没有节制，属于一种不合理的消费。而消费则是为了生产或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人们在合理安排好自己生活的前提下提高消费水平，与不顾自己的支付能力搞铺张浪费，是完全不同的。胡耀邦坚决反对的正是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曾对1980年代初全国全年公款宴请竟达到200亿元痛心疾首，更是厌恶和反对那些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不惜民力，没有效益，破坏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认为过分地刺激消费或提倡高消费是错误的，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合理的消费，使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有销路。他认为这不是说要吃光用光，不是说不要艰苦奋斗精神了，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对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适？值得研究。

从提出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到如今30多年过去了，估计连胡耀邦也未曾想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互联网改变甚至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免费的商业模式、规模效应和颠覆性创新，成了“互联网思维”的典型特点。互联网+餐饮：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享美食；互联网＋交通：居家外出还可以约车而行；互联网＋购物：足不出户，琳琅满目的商品要应有尽有；互联网＋金融：极大地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人们开始形成新的金融消费和生活习惯……当年，曾有人批评胡耀邦，强调刺激消费，促进生产，把消费放在生产前面，因而过分强调增加消费，不赞成提勤俭节约的口号等等。如今已几乎没人说扩大消费是资产阶级思想了，也没人批评“奇装异服”了。人们普遍接受了“扩大内需”这样的词语。

互联网还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网络拓展了人际交流空间，缩短了交流的距离；提高了交流的频率；打破了以往社会交往中对人们身份背景的限制。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网上买卖商品，只是电子商务中的一个环节。电子商务涉及的技术商业模式有B2C模式（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B2B模式（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C2C模式（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C2B模式（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O2O模式（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电子商务）、政府模式（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电子商务）等。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16.2万亿元，增长21.2%。另据统计，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达到3981.5亿元，同比增长76.9%。

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的发展的确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释放了人们的潜在消费需求。电子商务已成为当今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点，对于扩大消费、促进流通、引导生产、吸纳就业以及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9-09/1859545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