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中产生的各种思想观念对欧洲经济思想的发源与发展曾有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围绕着近日欧洲议会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而产生的争议中，其实不乏那些遥远的思想观念的余响。从更大的视角来看，现实经济发展的合作与冲突当然不是书斋里的问题，但我相信要更好地理解产生现实冲突的根源及其性质，追溯历史与观念源流的思考不会是完全无用的：那些观念的源流、性质和价值判断会告诉我们某些重要分歧的来源与应该努力达成共识的底线是什么。

　　近日读美国学者阿里扬德罗·A.夏福恩的《信仰与自由: 晚期经院哲学家的经济思想》（陈启甸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9月），可以加深对欧洲思想传统中的经济思想观念的理解，从而对现实冲突的来源及其本质性问题有历史维度的思考，用书中引述的朗格霍姆（Langholm）的话来说，就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旧瓶”还可以装载和发酵现实经济的“新酒”，关键就在于如何发掘与发酵。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夏福恩这部著作的独特性在于，它从宗教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论述现代经济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而且是聚焦于容易被忽视的中世纪晚期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经济思想。这些西班牙哲学家包括维多里亚（Vitoria）、莫里纳（Molina）、马里亚纳（Mariana）、德·索托（De Soto）、莱西奥（Lessio）、巴涅斯（Banez）、莱德斯马（de Ledesma）以及更多曾论及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以这些思想家为中心，夏福恩向前追溯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早期的相关论述，同时分析它们对后来的亚当·斯密、普芬道夫、李嘉图、格劳秀斯、庞巴维克等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的影响。正如巴勒和格拉比尔在为这套“阿克顿经济、伦理与法律译丛”所写的“总序”中指出的，现代经济学对经院哲学中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影响是草率对待或完全轻视的，而事实上这种起源和影响联系的存在无可怀疑。在经历了与神学的长期疏离之后，今天许多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伦理学者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朗格霍姆认为，从分析的和术语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经院哲学的许多思想依然存活在现代经济学中；“由此可见，许多旧瓶本是可以装新酒的。问题在于中世纪学派对此为何完全缺乏发酵的准备，这是需要长篇大论而非寥寥数行来解答的论题”（总序，第8页，注释4）。好一个旧瓶本来可以装新酒！这正是思想观念史研究的迷人之处，太阳底下并没有太多的新观念，历史与现实总有容易被遮蔽或被遗忘的联系。

　　在这部著作中，夏福恩以非常明晰、系统的章节框架和引述与评议相结合的论述方式呈现出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源与流向的历史延续性。仅从作为专章论述的私有财产、公共财政、货币理论、商业与商人和零售商、价值与价格、分配公正、工资、利润、利息和银行业等这些概念可以看出，经院哲学的经济思想对近现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覆盖了这门学科的核心领域，前后有着非常丰富而细微的联系。该书第十二章《晚期经院哲学经济学与“古典自由”经济学的对比》详细总结和归纳了晚期经院哲学的经济思想，其中比较核心的思想有：肯定和捍卫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相信有限政府以及坚持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应免受国家干预，国家刻意制造的货币贬值是一种暴虐的掠夺手段，贸易和商业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价值和价格建立在效用和短缺的基础上，谴责某种由官方特权造成的垄断以及通过商人之间的秘密协定或囤积居奇所建立起的垄断，公正与公平是必须首要关注的问题，政府必须履行职责，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无法证明所有晚期经院哲学著作都支持自由市场，也不能下结论说，一个好基督徒必须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然而，我们对经院学者的著作的分析表明，现代自由市场主义作者还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受惠于经院哲学学者的有多么多。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西方文明。”（174页）当然，作者自己也发现这项研究忽略了一些问题，比如既然罗马天主教晚期经院哲学家如此赞同自由社会，那么为何资本主义却是在新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发展得更快速更普遍？（同上）这问题的确必须从历史发展的更多维度来思考。

　　说到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从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样发现许多经济思想的“旧瓶子”与“新酒”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该书第四章就是《晚期的西班牙经院学者》，正可以与《信仰与自由》相互比较阅读。实际上，奥地利经济学派关于效用主义、主观主义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人的自然权利、自由竞争与经济繁荣发展的关系以及对政府滥用权力干预经济所造成危害的批判，都一再证实了夏福恩的研究所表明的经院哲学对经济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历史必须追溯到中世纪晚期以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群体，在这段长期被遗忘的经济思想史中，出现了约瑟夫·熊彼特所称赞的最早的真正经济学家。

　　熊彼特指出，“正是在他们的道德神学和法律体系中，经济学即便没有获得其独立性，也至少获得了自身的确定性，他们比任何其他群体更接近于科学经济学的"奠基者"。”（总序，第5页）从历史上的神学、法学、哲学与伦理学等角度看待现代经济观念的来源，更有助于对今天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前景的思考，那些旧瓶子的确可以继续装载和发酵新酒——以“信仰与自由”看待现实与未来，由此在解释现代经济现象中恢复对人类生活的目的性、公正与自由的价值观念在经济交往中的根本性意义等具有重大伦理意义的问题。

　　脱胎于晚期经院哲学的经济思想无疑难以应对今天的世界经济问题，但却可以在很多方面为我们提供回到常识的启示。例如，从自然的法则和人的本性出发看待经济活动，从精神性的信仰与社会与个人生活中的自由看待经济制度，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推导出无论是政府或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底线原则。虽然在经院哲学中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与宗教教义是一体的，经济学的价值判断离不开神学教义的道德规范，夏福恩也认同自然法和财产权利的概念源自宗教，但是这些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家论述经济问题的方式是从实际生活的经验和感受出发，以逻辑理性为指引来提出问题和提供答案，没有玩弄神学的概念或繁琐论证的叙事以回避现实问题。

　　回到本文开头谈到的那场争议。如果回溯到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对欧洲经济思想的影响，不难发现核心的问题在于政府应该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和守护者，应该对引导经济发展职责与政治权力在经济社会中的界限有清醒的认识，尤其应该肯定和保护在生产与贸易中的私有产权制度。“人们正在认识到，私有产权制度在伦理上与日俱增的重要性高于其物质上的益处。就此而论，晚期经院哲学著作作为一种古老的资源，依旧可以创造出鲜活的思想。”（176页）这不正是“旧瓶”酿“新酒”的最佳图景吗？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5-29/1841185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