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中，马克思不但首次提出“自由个性”这一概念，而且就货币权力与“自由个性”的关系做了辩证分析，得出了若干结论。总结马克思的这一分析理路对于如何看待货币，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1843年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了货币权力的存在，并开始从媒介的角度来进行分析[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试图通过“异化劳动”这一概念来说明问题。但就整体思路而言，仍然不是完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展开分析的。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才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而展开对“异化”的分析。而对于货币权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中首先完成的。

第一，货币起初是作为媒介而产生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中，马克思继承了货币作为一种“异己的中介”的“异化”观点。但是阐述的思路已经转变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指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从商品交换这一现象出发，先阐明了交换价值的存在，而后以此为基础推理到货币的产生。他说：“为了使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相等，商品换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代表作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商品。然后，作为这种象征化的交换价值，商品又能够按一定的比例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由于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产品开始在头脑中取得了二重存在。这种观念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相分离的存在。”[2](P94)也就是说，货币是作为商品生产者之间进行商品等价交换的产物，是商品生产者为了更好地实现交换而产生出的一种存在，它一开始只是起到媒介的作用，使一开始的物物交换W—W变成了以货币为媒介的W—G—W。

第二，货币媒介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由于货币媒介的出现，交换行为被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买和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直接同一消失了。随着买和卖的分离，交换的总运动本身也同交换者即商品的生产者相分离。原先交换只是为了要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现在则出现了“为交换而交换”同“为商品而交换”的相分离，交换开始脱离交换者的职能而独立化，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商品与商品交换的一个阶层，即商人阶层出现了。商业阶层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简单地为了消费而交换，其目的是直接为了交换价值，为了货币。这样，交换价值或者货币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生产的直接的目的。并且，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交换价值也越来越普遍化，作为媒介作用的货币也越来越普遍化。伴随着这种普遍化，货币逐渐产生了一种独立于媒介作用之外的存在，它本身成了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这也就进一步导致其社会权力的产生。

第三，货币权力的出现。货币媒介作用的普遍化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以交换价值或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依赖，都必须通过交换价值、必须通过货币这个媒介。于是彼此毫不相关的个人之间通过货币这个媒介结成了一种全面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并且随着货币这种媒介作用的一般性的扩大，人们的生产目的现在只是为了要拥有货币这个存在，也只是为了货币才会勾起人们交往的意愿。这样就产生了对货币的全面的依赖，而这种对货币的依赖关系进而导致货币对个人和社会的权力。这样事情就发生了颠倒，货币本来是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手段，现在却变成了对生产者来说一种异己的存在，“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2](P99)，并且随着生产越是呈现出社会性的生产，交换的范围越是扩大，货币的社会权力也随之不断增强。生产者在多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交换这一行为，交换本身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并且以货币权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个人要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变成货币形式，然后通过对货币的占有来实现。个人的社会权力变成了货币的社会权力。

货币权力实质上是人们自己社会生产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各种矛盾和对立才造成了货币由媒介变成了社会权力这样一种异化的存在。货币权力一旦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以交换价值为全面媒介的依赖关系下，每一个个人的个性变成了货币的个性，货币的社会权力造成了个性的消弭和社会关系的异化。

第一，货币成为一切个性、特征都被否定和消灭的一般的东西。马克思指出，货币的社会权力表现为：人们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都表现在交换价值或货币上，不是货币要服务于个人，现在个人要服务于货币了。“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2](P106)“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P106)也就是说，在以交换价值为媒介的社会中，个人要获得社会权力，就要获得货币，因为货币就代表着社会权力，而货币之所以具有了这种社会权力，原因就在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在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体现出来的是这种共同一般，是这种一般性使它能同一切事物相交换。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一般性，使个性与货币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货币可以同任何商品进行交换，可正因为如此，它不能表现特殊性，货币并不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和本质所在，“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2](P106)

第二，人的活动的社会性表现为对个人是异己的物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成物与物的关系。在以前的社会中，不管形式如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货币还没有成为直接的目的。而现在由于货币作为媒介和直接生产目的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转变为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和商品的交换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异化，它不再表现为人的目的，反倒成了物的行为。个人的“活动的社会性”[2](P107)不再表现为是人本身的存在，而是“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2](P107)其结果也必然是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所做出的结论：“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1](P29)

第三，个人生产被动地从属于社会生产。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社会生产的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在生产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前，在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没有被消除以前，个人的生产总是要被动地从属于社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原始公社中，个人没有生产，个人的生产方式、生产目的都要直接服从于共同体即公社的生产，个人生产完全被动从属于社会生产，并且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这种生产是十分狭隘的。随着商品交换逐渐发展起来，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生产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这一前提条件，个人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个人不得不通过自己的生产同他人交换使用价值，当货币成为普遍等价物以后，人们就去追求货币。这样就造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且是一种彼此间全面依赖的关系。但是这种依赖关系完全不是从个人的主观意愿出发的，而是表现为对外在的社会性生产的被迫服从，“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2](P108)。个人的生产活动仍然是被动地从属于整个社会生产。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旧式的社会分工的消失，个人的生产才会直接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到那时，个人的生产将是一种自觉的和自愿的和社会生产的相融合。

第四，货币的贮藏手段也表现了货币的社会权力和对个性的消弭。马克思指出，如果就财富的形式而言，在货币出现以前和货币出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个人对于对象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对象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2](P173)。也就是说，个人所占有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个人的个性。而在货币出现以后，人们占有社会财富的形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货币的贮藏功能使它具备了一般财富的性质，因此占有货币也就等于占有社会财富。但是问题是由于货币是一般财富，我们从货币本身看不出货币占有者的个性所在。这是因为对货币的占有并不是以占有者把个性物化为产品中为前提，因此占有货币也并不表现为占有者的个性在某个方面的发展，“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品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品的性质同时又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2](P174)

马克思除了证明货币权力对“自由个性”的消极作用外，还指出，货币对“自由个性”的生成起着历史的积极作用。货币在造成货币权力和对人的个性消弭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个性的独立、平等和自由，以货币为媒介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本身孕育着货币权力消失和“自由个性”生成的历史形式。马克思对此讲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P107)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以货币为主要媒介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摆脱了对狭隘群体的依附，拥有了个性的独立。“自由个性”首先追求的是个人的独立这一存在状态。马克思指出，如果去考察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就会发现，越是往前追溯，个人就越是表现为对某个狭隘的共同体的附属，个人越是表现为不独立。在以往的原始公社或者是奴隶的、封建的社会中，个人总是要或从属于某个共同体，或从属于封建主、农奴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只是“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P22)并且，交换越不发达，货币制度越不发达，个人对某个狭隘的群体的依附性就越强，共同体相对于个人来讲力量就越大。古代的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都属于这种情况。而在发达的交换制度和货币关系中，交换的双方都已经表现为摆脱了以往共同体依附关系的独立个体，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比于个人对以往各种共同体的依附，是具有明显的社会进步意义的，也只有在这种独立性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人的多方面的个性。

第二，货币为个人关系和能力普遍性和全面性的确立提供了前提。马克思曾经对古代社会个人与公社的关系做过说明，他指出，尽管古代社会相对于现代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人本身，但是它是以古代社会十分狭隘的关系为前提的，个人在这里表现为对部落的依附，个人的生产在这里是以生产出部落成员为目的的。古代社会自身的这种狭隘性也决定了“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2](P479)。所以马克思批评了人类社会早期个人发展显得较为全面的假象，指出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十分地丰富，个人的发展是一种原始的狭隘性质的“全面发展”，“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2](P112)。而真正的“全面发展的个人”应当是在丰富的社会关系下的个人，应当是能力全面提高下的个人，个性多样发展的个人。

第三，以货币为媒介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本身孕育着货币权力消失和“自由个性”生成的历史形式。“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重要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指出，正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才能创造出这种基础。首先，“自由个性”的生成和货币权力的消除需要“共同生产”成为前提。既然货币权力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产关系造成的。所以要消除这种社会权力，就需要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只有在把“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生产变为以“共同生产”为前提的生产，单个人的劳动才能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社会劳动，那么他们生产的产品也就表现为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也就不用去交换。在这里，“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的”。[2](P122)于是货币的媒介作用就消失了，相应地货币权力也就消失了。其次，以货币为媒介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逐渐孕育出“共同生产”的生产形式。马克思指出：“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聚、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2](P109)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协作、股份公司等这些生产形式本身已经表现为一种“共同生产”，只不过是在一种“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下。如果抛弃这种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这种“共同生产”，有着内在的矛盾，必然会不断扬弃自我，导致货币权力的消失和“自由个性”的生成。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产生出的密集、协作、股份公司等等都是一种对立统一的产物，都是一种自我矛盾，这种自我矛盾必然要求突破自身。正是这些生产形式和社会关系必然成为创造它的主人的掘墓人。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与协作、分工、机器大工业的关系阐述中又进行了详尽地证明。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中对货币权力与“自由个性”关系做的辩证分析，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批判，而是具有浓厚的哲学和人学意蕴的经济学哲学批判。这一特色贯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始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对货币的批判，目的就在于消除个人和社会的异化状态，实现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另外，这一辩证分析也启示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正确对待货币的历史辩证性，勇于进行科学的理论创新。[3]一方面货币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一历史必然性，不顾现实的历史条件强行消除货币的存在。另一方面应当在充分地利用货币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采取有效手段来节制其对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周书俊．马克思资本自我否定必然性思想研究[J].理论学刊，2012, [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高继文．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 (4).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转载自《理论学刊》(济南)2013年7期

详见：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report/201402/t20140224_189179_3.htm